对标东京湾区，杭州湾大湾区如何跻身“世界一流”？｜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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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大湾区兼具战略交汇、天下浙商、第一大港、货畅四海、电子商务、平台集成、体制先发、文化底蕴八大优势，完全能够建设成为中国大湾区和世界级湾区。但也面临产业层次低、区域一体化程度低、交通与基础设施不完备、生态环境压力大等短板弱项。对标在发展环境、可比性强的日本东京湾大湾区，对于实施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总体规划及行动计划，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
原文 ：《对标东京湾区，迎接大湾区时代》
作者 |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刘道学/副教授 金陈飞/教授
图片 | 网络
东京湾区演进发展的历史经验
东京湾大湾区从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大力建设开始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港口经济一工业经济一服务经济一创新经济”四个发展阶段。现在聚集了日本近1/3的人口，2/3的经济总量，3/4的工业产值，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世界大都会。
循序渐进的“工业分散”战略。东京湾区是典型的“工业大都会”，其优势在于庞大的产业集群。1950年以前是港口经济阶段，湾区主要依托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等自身船运商贸和临港城市的货物加工、物流等小微企业而存在，逐渐形成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区并实现初级工业化；1960—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区进入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及向外扩散阶段，机械、电器等一般制造业逐渐从东京中心城区迁移至横滨市、川崎市等外围地区；1980年代后，东京中心城区重点布局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服务行业、奢侈品生产行业及出版印刷业等；1990年以后，东京湾区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创新经济阶段，中心城区进一步重点布局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精密机械、游戏动漫和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并以人口与产业为中心，从河岸港口核心城市扩散到全湾区乃至日本整个本岛。这种错位发展，既解决了东京大都市的过度膨胀问题，又促进了湾区“多心多核”的均衡发展。
港城协调的区域一体化机制。环东京湾六大港口首尾相连形成马蹄形港口城市群，为国土交通省等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实施东京大湾区港城协调与区域一体化政策措施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在这种环境下长期形成的开放、包容、合作的海洋文化为区域一体化奠定了共通的心理基础与良好的营商环境。面对分属不同行政区划的城市竞争，日本主要通过制定区域规划，成立城市群协调机构，最终通过立法确保国家利益和地方自主权。为了切实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港湾法》(1950年)，《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1958年)及《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1986年)等，以建成东京大湾区内互联互通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为先导，以同城化带动区域一体化，再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培育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价值链，将对内竞争转向抱团对外竞争，最终使东京湾区发展成为港城协调的世界级大湾区。
聚集开放的创新生态体系。聚集在东京湾区的创新企业及服务机构、高校院所构建了强大的创新生态体系。2016年东京湾区有东芝、三菱、丰田、索尼等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19家。2017年东京位居全球区域创新水平第一位，东京湾区世界500强企业38家，占世界五大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及杭州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总数的39％。仅东京都就聚集了全日本120所大学的1/5以上和大学教员的30％，聚集了全日本近500所民间研究机构的1/4和600多家顶级技术型企业的一半，聚集了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总部。各类高端平台资源聚集东京湾区，共同构成了开放的创新生态体系，并使创新绩效外溢全日本乃至全球。
有法可依的生态保护机制。拥海、抱湾、连河的东京湾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多摩川、鹤见川、江户川及荒川等丰富的淡水资源及国际一流的海湾生态圈，为东京湾大湾区提供了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环境条件。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公共水域水质保护法》(1958年)，《水污染防治法》（1970年)、《自然环境保护基本法》(1972年)、《环境基本法》(1993年)等多部法律法规，不断优化湾区空间布局，完善科学发展规划，重点控制工业排污，减轻了工业过度集中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
东京湾区建设历程中的主要教训
除了上述经验之外，东京湾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一极集中”、产业公害及大规模的填海造地等带来的“负面遗产”和教训也值得我们深思汲取。
“大城市病”及区域产业“空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大批资本、人口、企业涌向东京湾区。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和生产活动等过度集中于东京都，引起大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足、生活品质下降、防灾机能脆弱，同时也带来迁出地区的高龄化、少子化及区域产业“空心化”。多年来，尽管日本政府持续实施工业分散、行政机构外迁、“返乡纳税”、“地方创生补助”等举措，但因人口及产业的东京一极集中度太高，东京湾区与日本其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仍有增无减，特别是北海道、东北地区等人口主要流出地的产业振兴任重道远。
临港城市产业公害污染“后遗症”。东京湾区港口及临港工业区钢铁、化工、装备制造及船舶工业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长期污染当地环境，使湾区大气遭受污染，海水水质超标变坏，赤潮频繁发生，海洋生物资源退化，传统海洋水产业面临危机。同时，城市型集中降雨、风暴潮等时有发生。为此，2000年日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连同东京都和湾区各县市及相关研究机构组织了“东京湾再生推进会议”，旨在通过“宫产学研”协同应对工业污染及公害问题。但“先污染、后治理”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大规模填海造田造地带来的环境破坏。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东京一带地价飞涨，填海造地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环东京湾各港口、城市临海工业区、大工厂、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迪斯尼乐园等都在填海土地上建设。东京湾区迄今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湾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海水纳潮量减少，海水自净能力减弱，临海生物生存环境恶化，这些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改善。时至今日，东京湾区的开发与保护每天还在路上。
建设现代化先行区的对策建议
杭州湾大湾区位于长三角金南翼，链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腹地为我国中部宽广的长江经济带。借鉴东京湾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谋划杭州湾大湾区建设现代化先行区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引导产业有序迁移与跃升，着力建设世界级现代化产业先行区。首先要港城产业错位发展，实现优势特色互补。建议结合长三角经济带产业发展趋势，统筹规划大湾区内的海陆、港城产业布局和功能分工。其次要合理有序引导低层次产业迁移跃升与提质增效。未来3~5年内，建议杭州湾大湾区重点打造以数字产业、科技金融为核心的“新经济引擎”。
强化创新集聚与辐射扩散，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极。首先强化高端平台创新资源集聚的规模效应。杭州湾大湾区拥有创新人才、科创中心及国家实验室等高端平台的创新资源聚集优势。为此，建议加快整合大湾区人才政策，推进国家级人才特区、海外高层次人才技术移民等制度试点，扶持西湖大学等创新型民营科研院所的发展。其次要发挥开放式创新平台辐射扩散的外溢效应。加快无缝对接上海都市经济圈，对内辐射带动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开放创新发展，对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打造国家“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再次建议设立杭州湾大湾区创新发展投资基金。加大对湾区内创新示范企业的支持。
完善政策体制与协同机制，着力推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大湾区一体化。首先放眼长三角制定总体发展规划。破除大湾区城市间行政藩篱和“一亩三分地”意识，放眼长三角制定完善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路线图，加快编制《杭州湾大湾区港城协调发展规划》。其次基于国家战略加快湾区相关立法。再次需要培育大湾区一体化的价值链。最后要建立湾区城市扁平化协作机制。
急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短板，着力实现一小时交通圈加速湾区同城化。首先要加快建设湾区立体综合交通大通道。浙江省政府要与上海市紧密协作，以沪杭甬为枢纽，以嘉绍舟为支点，以其他港城为节点，尽快打通杭州大湾区内的“断头路”，建成公路、铁路、航空相配套的复合型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打造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其次要基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同城化。
兼顾保护优先与有序开发，着力创建世界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首先要加强陆海统筹、区域统筹和要素统筹。为此，必须树立“保护优先、有序开发”的理念，处理好陆上、湾岸与海上、河流上中下游、相邻城市之间、港城之间的生态保护与监管关系，建立以流域为重点的跨区域保护与协同治理机制。其次建设环杭州湾绿色大长廊和世界级生态文明示范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顶目(17ZDA088)]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8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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